有人說中國思想碰撞最激烈的年代一是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、一是魏晉南北朝時期、一是民國時期，蓋因為這三個時期中央政府對社會的管控能力有限，才給那么多色彩斑斕的思想留出碰撞的空間，以至于產生了不朽的文化、不朽的思想。
但是我倒覺得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中，我們當代社會所遇到的思想碰撞一點也不亞于那三個時代，從自我封閉在東亞一隅的東方大國，在與世界聯通的這一剎那，所有人的思想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，傳統(tǒng)思維與新的思維交織在一起，無論從文化分歧、文化交融還是文化變革方面，也是堪稱前所未有。
在這一時期，中央政府基于經濟上開放搞活的觀點，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了時松時緊的管控措施，在融入全球文化體系的同時，盡力保持著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精神的不丟失。應該說，這一過程也是驚險異常，曾經幾次中國文化管控走在了失控的邊緣。而在這一過程中，基于某個時期的社會焦點以及社會進退，“偏左”的傾向與“偏右”的傾向交互運行，保持著中國社會的微妙前行。在這種微妙的平衡中，大多數來自于基層民眾與知識分子的評價，但是卻應該不乏中央政府利用無形之手的暗中管控。
在經歷過建國初期“經濟大躍進”與“文化大革命”等重要歷史時期之后，一部分中國人對“左”的東西特別反感，認為“左傾”是比“右傾”更壞的東西，甚至根據“左傾”發(fā)展出來“愛國賊”這樣一種令人無法釋疑的專用詞語。“愛國”的人是“賊”，“愛國”會“禍國”，這種情況當然在某個歷史時期會偶然存在，但是我想這種危害性至少會比“右”帶來的危害要少一些。當然，“左”與“右”都是一個相對形容詞，兩者只要不是“極端”都可接受。但是依據我個人的觀點，相對于“右”，“左”可能是一個更好的現象。
在討論我的論點之前，我們先對“左”和“右”做一個基本的定義，如果僅僅根據相關的網絡言論，我們可以將“左”定義為支持甚至吹捧現有體制、理解甚至支持當前政府、認同并吹捧中國歷史文化、認同甚至鼓吹中國人種與民族的優(yōu)越性。而“右”的觀點則否定中國現有體制，認為西方民主體制是全球最好體制；否則當前執(zhí)政政府，認為我黨執(zhí)政方式具有更多的不合理性與弊端；貶低中國歷史文化，認為西方文化體系代表了先進，是創(chuàng)造當今世界的基礎；認為中國人相對西方民族具有更多的劣根性，中國人本身具有很多毛病。當然這種定義并不能涵蓋全部或者全部準確，很多“左”、“右”并非那么極端，但是對于“極左”與“極右”來看相對恰當。
首先，以“左”為中心對國家、政府的適當肯定甚至吹捧，是一個國家保持穩(wěn)定的根本前提。
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的存在都需要一個存在的哲學基礎，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立國基礎是什么，國家之所以存在能給本國人帶來什么好處，能夠給人民提供什么保護，這是一個國家存在的最基本前提。當然，對國家立國基礎的哲學解釋，也正是對執(zhí)政者合法執(zhí)政的哲學解釋，但是從根本來看的話，國家與執(zhí)政是無法分割的，一旦分割國家就變成了一個地理的概念，并不是一個團體的概念。
無論古今中外都對國家的立國基礎格外重視，只不過在哲學解釋上有些偏重于從國家層面來解釋，有些偏重從執(zhí)政者的角度來解釋。比如美國立國基礎是盡人皆知的，每一個加入美國的公民都會手按憲法來發(fā)誓效忠美國。但是一些人并不知道美國總統(tǒng)在接受國家法權時是手按著《圣經》來發(fā)誓的，這也就說明美國立國的哲學基礎來自于《圣經》的精神。無論天授人權、眾生平等都來自于上帝的授權，美國人甚至美國政客也會經常講到上帝對美國的眷顧。上帝將美國這片土地交給美國總統(tǒng)執(zhí)掌行政權力看上去多么的合理合法，讓人不禁想到了中國古代皇帝的“奉天承運”、“青天已死、黃天當立”這種改朝換代常用的政治術語。
中國自從推翻了皇權以后一直在尋找對國家執(zhí)政的合法哲學基礎，孫中山的“三民主義”就是一種成功的嘗試，當然孫中山也不是革命伊始就提出“三民主義”，而是經歷了“驅除韃虜、恢復中華”以及“五族共和”的歷次哲學轉變。這期間的每次轉變都是在最大限度的將執(zhí)政黨執(zhí)政的合理性、最大限度的涵蓋中國區(qū)域、甚至民族區(qū)域的哲學思考。
而中共執(zhí)政前與執(zhí)政后則在西方的理論基礎上經歷從“民主主義”到“社會主義、”“共產主義”的立國理念轉變，最大限度的將當時存在的各類利益主體在中國這個范疇內凝聚起來，將一百多年來處于一盤散沙的國家捏合在一起。但是經歷了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、中蘇交惡、中國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帶來的文化沖擊之后，中國開始逐漸淡化“主義”的概念，轉而將中國傳統(tǒng)的儒道法文化融進治國哲學理念中來，“八榮八恥”、“以德治國”都是這種不斷嘗試的努力。
可以說，無論古今中外的執(zhí)政者都在努力的將各自國家存在的哲學基礎合理化，這是國家之內的人團結在一個國家內部、不引起內部動亂的基礎，也是其他國家承認本國存在合理性的基礎。尚不知，歷朝歷代的造反者都會編造出當今皇帝的無德，然后才能“吊民伐罪”，西方國家也會將伊朗、伊拉克、朝鮮列入“邪惡軸心”才能堂而皇之的干涉他國內政。
那么，在保持社會穩(wěn)定的前提下，理解與支持我國體制、理解與支持我國政府的“左”的傾向就會對國家更有利一些，至少在這種思維的影響下能夠保持國內的團結，不給國外攻擊本國的理由。特別是在全球形式比較動蕩、國際爭端頻繁的時代，這種“左”的傾向非?？少F，當年蔣介石執(zhí)行的“攘外必先安內”其實也是基于這個想法。
其次，以“左”為中心對民族、種族的適當肯定甚至吹捧，是一個民族主體存在的根本前提，也是一個隸屬于一個國家民族的個人主體生存的基本條件。
除了國家之外，民族是一個比較抽象的組織主體，對民族優(yōu)秀基因的認可甚至比對一個國家的認可還要重要。畢竟一個國家即便破損了，某些利益主體還能夠獨善其身，但是一個民族如果被定義為“劣等民族”，那么每個人都將無法幸免。君不見二戰(zhàn)結束之前西方國家將猶太人定義為劣等民族之后，造成這些人無處逃遁的慘狀嗎。
所謂的優(yōu)秀民族對劣等民族的捕殺，即便在當今時代都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，美國人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滅絕、德國人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都是發(fā)生在至今仍站在道德制高點的西方國家身上。20世紀初的前五十年中，日本政府與文化界刻意將中國人定性為“東亞病夫”，將侵略戰(zhàn)爭轉化為道德戰(zhàn)爭，所謂的“東亞共榮圈”不外于優(yōu)秀民族對劣等民族的合理控制哲學。
經歷過納粹大屠殺之后的猶太民族，十分注意在戰(zhàn)后塑造出猶太民族的良好形象，以色列在寸土寸金的土地上創(chuàng)造的高科技、以色列人是全球最愛讀書的民族，這其中不排除確實真實的存在，但是更多的可能是猶太人在有組織的塑造著自己民族的優(yōu)秀形象，而這種塑造如此成功，蓋因為大量的猶太人掌握著全球話語權的制高點，也就是美國的核心媒體以及美國的華爾街精英們。
猶太人屬于在民族優(yōu)劣性之爭領域反敗為勝的典型，而美國人自認為央格魯薩克森種族的優(yōu)越性、德國人自認為日耳曼民族的優(yōu)越性、日本人自認為大和民族的優(yōu)越性，其實都是多年打造的結果。而他們同樣將相反的標簽貼給了中國人、黑人、拉美人、斯拉夫人，以便為其后對后者的統(tǒng)治制造輿論基礎。
對種族優(yōu)劣性評判的理論基礎是民族的文化根基，在哲學理論上歷史上優(yōu)秀的民族，未來也會持續(xù)的優(yōu)秀。所以美國人在極力美化自己當年創(chuàng)造美國的“五月花”號，將這些人描述成不畏強權、吃苦耐勞、思想獨立純潔、具有自由精神的良善之輩，并且經歷過自己的努力耕耘與不屑斗爭實現了國家的獨立與富強。這明顯是在從祖宗根基上在為自己民族的優(yōu)越性尋找哲學基礎，就像中國古代每個新王朝建立都要做的“家譜”一樣，唐王朝的祖先是道家創(chuàng)始人李耳、前輩是西漢名將李廣，經過后世的研究證明全部是子虛烏有。
我們中華民族本來具有先天的文化優(yōu)勢，四大文明古國唯一的遺存、超長的歷史文化脈絡、古代最完善的制度體系，這些本來都是我們吹噓的資本，讓我們在全球民族的競爭中站上制高點的有利證據，這是我們的祖先經過多年的實踐摸索出來的、奮斗出來的、是用血和汗創(chuàng)造出來的。但是讓我們感覺到切齒之恨的是一些文人、而且是掌握著話語權的文人不斷的往我們的文化歷史上抹黑，貶低我們的文化、質疑我們的文化、否定我們的文化，進而達到貶低我們民族的目的。
就比如最著名的爭論夏朝究竟是否存在的課題，一些文人充滿譏諷的否定夏朝的存在，說什么“中華五千年都是編造出來的，夏朝根本沒有證據真實的存在，我們只有三千年的歷史”，即便在考古發(fā)掘證據的基礎上也不認為當時文化的國家性，認為只不過是部落文化的延續(xù)。這種否定就從根本上將我國從四大文明古國的序列中拿了出來，那么中華民族的先進性也自然就無從談起。
由于這是一個專業(yè)的課題，以我的水平無法就此課題開展辯論，但是在全球文化競爭的背景下，西方國家將沒有的歷史也在寫成有的，而我們卻將有的污蔑為沒有的，不知道這些人是傻還是壞。有人總說中國的歷史都是偽造的歷史，都不可信，只有西方的歷史才是真實的，因為西方歷史的寫作方式能夠保證他的真實性。我不知道這些說法是別有用心還是沒有看過西方歷史，由于缺乏中國傳統(tǒng)的史官制度，一直到近代西方的歷史才是根據文字的記載來敘事，其他的歷史都是依賴于神話傳說或者所謂的考古發(fā)掘來捏合在一起的。
但是我們仍然有很多人、特別是一些大學的老師們，認為西方的歷史比我們要真實可靠。我們不能否定中國做史者的傾向性，但是本朝史官制度以及后朝為前朝做史的制度，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歷史的真實性。同時中國古代文人都有做筆記的習慣，這些所謂的野史往往與正史相互驗證，才形成了我們今天見到的中國古代一面。中國崇尚所謂的“孤證不成史”，相對于西方只有遺址、缺乏文字，甚至連器物都少見的記史方式不知道要真實多少，我也不知道某些人是瞎了還是心壞了。
我們不談論歷史本身，單就中西從歷史本身塑造民族特征的方法來看，我們明顯處于劣勢，由于知識界缺乏一種大局觀，造成四十年來、甚至一百多年來中國民族在全球的競爭劣勢。而這種競爭劣勢其實是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，中國人懶散不認真、不團結、缺乏創(chuàng)造力、窩里斗、缺乏基本的誠信等等等等污蔑之詞，配合上某些中國人的不當行為，加上對中國歷史民族性的剖析，使中國人在全球缺乏基本的競爭力，在國外只能成為附屬民族，無法上升到精英階層，地位甚至不如黑人和印度人，在國內則讓西方企業(yè)與西方人大行其道，在最為崇洋媚外“右”的時代，某些中國女孩被稱為“easy女孩”，妙齡少女嫁了外國老頭就沾沾自喜，甚至全家覺得雞犬升天。我想所有這一切都是否定中華民族、對中國人品質進行降級打擊的最終結果。
再次，相對于否定的“右傾”，夸贊本國體制、本民族的“左傾”有利于為國家與人民爭取切實的利益。
由于我們在輿論高地失去了控制，內外結合讓西方認為我國具有的體制性弱點、民族性弱點、執(zhí)政性弱點，那么對中國的絞殺就具備了理論與道德基礎。在新疆問題上、臺灣問題上、西藏問題上甚至香港問題上，西方無不從體制入手，試圖瓦解中央對這些中國區(qū)域行使有效管理權，讓我們不得不分出巨大的精力去維持統(tǒng)一，喪失了集中精力發(fā)展經濟的機會。
而對中國人性的降維打擊，讓西方將中國作為廉價商品的制造工廠，否定中國產業(yè)升級的可能性與合理性，使中國人失去獲取更多利潤的機會，不斷成為西方血汗工廠壓榨的對象。特別是西方一貫的將假冒偽劣的帽子扣到中國制造的頭上，不斷的試圖將高端制造從中國的制造體系中分解出來，實現對中國的打壓。
如果我們國內輿論再在西方話語體系的主導下，強化這種認識，那么我們的民族自信與自尊就會依然無法建立，大量的精英人才外流、在國內甘愿成為西方人的奴仆，以作為西方人的配角而沾沾自喜?？赡苡腥擞X得我的話危言聳聽，怎么會有人有這種感覺，我們難道沒有看到那些從國外回來的留學生、在外企工作的白領們，每次都會抱著一種優(yōu)越的心態(tài)與我們交流嗎？當然，這其中確實有西方企業(yè)強大的原因，但是其中的文化滲透力卻是不可忽視的。
主席曾經說過，相對于美國的左派，我更愿意與右派打交道，因為右派看重的是利益，利益的矛盾可以調和，大不了就多給他們一點，但是左派強調的是主義，他們時刻要從文化與精神上來對我們發(fā)起挑戰(zhàn)，這是我們最為危險的地方。共和黨出身的特朗普是典型的右派代表，他這種以利益為出發(fā)點的執(zhí)政思維真的是扒下了美國的遮羞布，讓美國多年來在全球建立的高大形象轟然倒塌，雖然短期來看可能占了一些便宜，但是從長久來看對于美國人來說真的是禍國殃民。
當然，我們的“右派”與美國的“右派”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劃分標準，但是從總體來看中西方對左右派的劃分其實是差不多的，通過以上的分析我覺得我們有理由認為“右傾”是對國家、人民一種更加不利的思想傾向，尤其是在美國“左傾”的外力作用下，這種“右傾”行為更應該引起我們的警醒，納入到國家的管控范疇中來。
